胡耀邦的贡献和历史地位
纪念改革四十年的宣传中，对胡耀邦的叙述是不足的，有刻意回避的成分，对于胡耀邦主持和参与的重大改革事件，往往采用只叙其事情、不言其人的做法，这是对历史的不严肃的行为。
亲身经历了改革复杂历程的原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曾经说：“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胡耀邦就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改革开放总工程师。为了把中国从濒临崩溃的边缘用改革的力量拉回来，他殚精竭虑、鞠躬尽瘁”。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为什么谈起改革开放的历史胡耀邦不可回避呢？一方面，因为胡耀邦是启动改革开放的关键人物之一；另一方面，胡耀邦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历史人物，中国改革虽然走过四十年的路程，胡耀邦在80年代所努力推动的中国制度和思想现代化转型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胡耀邦的精神遗产对于未来的改革还具有启发性。胡耀邦并不是过去时，是现在时，也是将来时。所以，今天我们纪念改革四十周年，还要谈胡耀邦。
对于推动历史转折的贡献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胡耀邦组织和发起这场讨论并不是受命于某个人，而是完全出于他的责任和良心，是自发的行为。早在1977年8月“十一大”闭幕后，胡耀邦就在中央党校布置安排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提出了实践是检验毛泽东思想的标准的论断，还安排了800名高级干部学员就此讨论，其中包括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他在1978年3月又指示吴江、孙长江等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目写一篇大的理论文章，准备发表出来。
所以，电视剧《邓小平》里面一段邓小平指示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发动真理标准讨论的镜头，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邓小平本人在1979年8月曾经讲：“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始我并没有过问，而是《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多的反应，说是砍旗，这倒引起我的兴趣”。这说明邓事先并不知情。邓小平还说“我就在6月2日的讲话里支持了一下”，说明邓小平本人也是很谦虚的，支持力度到底多大也可以窥知大概。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它具有两个意义：一是打破了中国人们头上的意识形态神学枷锁，以前的意识形态是只可以信仰不可以质疑的神学，从此之后人民可以质疑、证伪思想意识形态，有了批判反思的自由，才有了80年代的思想黄金年代和今天思想的繁荣，是中国版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始。
第二，它委实是一场”理论政变“，胡耀邦发起的这场理论狙击战，打地”凡是派“措手不及，毫无反击之力，从根本上否定了“凡是派”执政的地位合法性，从此之后，“凡是派”在政治上节节败退，不到两年就退出政治舞台。
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解放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有300多万，群众上亿，让他们摆脱各种政治压迫或歧视，恢复公民权利，是20世纪最大规模的”政治贱民“解放运动。虽然粉碎“四人帮”后，平反冤案势在必行，但是问题堆积如山，全国需要重新审查的政治案件有140多万宗，如果没有胡耀邦，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么迅速，不可能做的这么彻底。
比如，党内当时普遍一个潜意识，就是只平反“文革”中的冤案，“文革”之前的毛主席定的案子不平反，这样的话”刘志丹反党小说案”就不会被平反，事实也是这样的。1977年中央又为此案主要人员贾拓夫、刘景范做了结论，维持他们“反党”的定性不变，习仲勋写信给中央要求恢复工作也如石牛入海，数月不见回音。当时如果胡耀邦不坚持重新审查“刘志丹反党小说案”，习仲勋同志不可能在1978年初就出来恢复工作的。
对于“右派摘帽”，很多高层也认为反右当年有合理性，并不主张给予全部平反，应该给多少右派分子平反，中组部、统战部和公安部等部门争论了长达数月。尤其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邓小平同志参与的，这更是一个棘手问题，考验主持者的勇气。在胡耀邦的努力下，到最后除了因政治原因不予改正的96人外，其余55万多名右派全部平反。
胡耀邦做这两件事的时候，他刚刚被解放出来，1977年3月开始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2月又担任中组部部长。对于一般人，获得了这两个“要职”后，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先把位子坐稳、不出事，然后官职再上一个台阶。胡耀邦一上来就敢于触碰敏感问题，表现出不计个人得失、但问苍生祸福的高尚人格，这在政治家中是非常稀有的。
胡耀邦组织和领导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是十一届三中全召开的基础，没有胡耀邦在1978年大刀阔斧的两项行动，只靠官僚政治下的按程序逐步推进，拨乱反正不知道需要多少年才能完成，也就不可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在全会公报的第三、四两部分高度评价了这两个政治举动，构成公报的主要内容之一。胡耀邦此前仅仅是一个中央委员，却起到扭转国家政治乾坤的作用，可谓“四两拨千斤”。
改革开放中的全面贡献
胡耀邦对改革开放做出了全方位的贡献，他对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甚至是环保等都有系统性和开创性的贡献，绝大多数改革政治家的贡献局限某一两个领域，胡耀邦是极少数有全方位贡献的政治家，这一点上，可以说在80年代的改革中，只有邓小平和胡耀邦发挥了总揽全局的作用。
八十年代四项最重要的综合体制改革顶层规划，其中三项是胡耀邦制订的，即1984年10月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3月的《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85年5月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胡耀邦在1986年起开始着手制订第四项体制改革的规划，即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因为他在1987年的离职，这样工作剩余部分交给了继任者，并且在”十三大“上提出了政治改革方案。但这离不开胡耀邦事先所做的充分铺垫。“十三大”政治报告对政治改革的设想，没有超越胡耀邦1986年所规划的范围。胡耀邦提出政改的五个领域是党和政府、人大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党和政府同人民的关系，以及人大、民主党派定位问题，“十三大”报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都是这些范畴之内的。
这些体制改革的综合规划，全面开启了经济、科技和教育领域的改革，让这些领域迸发出巨大的活力。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决定一针见血地都提出了确保高效和科研单位自主权的问题，在教育改革精神的鼓励下，80年代我国涌现出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上海交大和深圳大学等学术气氛活跃、教学模式不断创新的典型，出现了刘道玉、朱九思、罗征启等著名的教育家。80年代被公认为是20世纪另一个教育家治校的另一个黄金时期。联想等高科技企业也是在科技体制改革精神鼓舞下的产物。
虽然80年代没有全面启动政治改革，但是在胡耀邦的支持和允许下，还是做了不少政治改革的探索。比如他积极支持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行使自己的权利，认为“这些团体愿意选谁就选谁，宣传部门组织部门不要干涉，选的不理想，他们自己负责任”。1984年召开的中国作协“四大”，代表们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出领导机构，夏衍先生称之为“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在当时宽松气氛下，一些地方也纷纷开展基层民主的探索，如1980年北京海淀等地方选民直选基层人大代表，袁庚在深圳蛇口工业区推行的群众选举管委会领导的试验，浙江温岭等地方的预算民主试验。 这些政治改革的探索极大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容，让人们看到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搞好实现好自己的民主。
还有一些胡耀邦的非常重要的贡献是往往被忽略了。比如，胡耀邦是新时期民族和宗教工作的奠基人。1980年2月胡耀邦当选zong书记后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书记处会议就是讨论西藏问题，这个决议是西藏进入新时期的标志（胡锦涛语），胡耀邦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到西藏的中央领导人。新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化、经济、教育和宗教等基本政策是胡耀邦制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也是他推动通过的。并且这些政策符合人类的普世价值和历史潮流，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是我国民族和宗教治理的正面资产。
在外交领域，胡耀邦也有很多开创性和独特的贡献。胡耀邦是新时期中共第一位提出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的领导人（1981年），最先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领导人（1984年）。在实践层面，他把中日关系推向顶峰，基于当时两国关系的友好氛围，中国获得了日本大量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其中日本贷款约占我国所获得经济援助的三分之二以上，是我国改革能够顺利起步的一个重要因素。胡耀邦还打开中共与与西方社会党交往的大门，1986年社会党国际十七大上，中共被接纳为“观察员”，这是社会党国际历史上唯一一次接纳共产党作为本组织成员。中共与西方社会党的关系升温，无论对于改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还是丰富社会主义理论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从1977年复出到1987年离职，是胡耀邦生命的最后十年，在这期间，胡耀邦以时不我待的历史紧迫感和不计个人历史得失的宽广胸怀，在政治舞台活跃的最后十年里，一刻也没有停息，在改革中攻占一个又一个的山头，打破一个又一个旧的制度堡垒，给经济、政治、社会、教育、科技、外交的领域注入新的制度活力。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胡耀邦等人推行的这些改革其实是奠定了这四十年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他的这些变革让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执政方式赶上了现代潮流，才不至于在八九十年代世界转型潮流中被淘汰。到今天，还可以说享受着80年代制度变革的红利。这也是胡耀邦虽然敏感，但是还在官方话语体系中必须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
被低估的对经济改革的贡献
现在谈起80年代经济改革，大家往往愿意说邓和赵的贡献，而不认为胡耀邦在这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如果认真梳理经济改革历史，就会发现胡耀邦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以更长远的眼光，胡的贡献的意义将更明显。
下这个结论并不是凭空拔高胡的历史作用。美国经济学家科斯撰写的《变革中国》一书，提出了“边缘革命”理论，即农村承包制、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特区经济这些边缘地带经济力量的增长是对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吴敬琏先生则把“边缘革命”称为“增量改革”。这两个理论有助于我们了解胡耀邦的贡献。
80年代经济管理上，本来是胡耀邦具有全面决策的权力，但是因为胡耀邦在改革问题上得罪了一些固守计划经济的元老，1983年被剥夺了管城市经济的权力。这样，后来就产生了胡赵分工的问题，即赵领导的国务院主要管理作为“存量”和“主流”的城市经济和国有经济，胡耀邦则负责乡镇企业、私营经济这些这些“增量”、“边缘”部分。胡耀邦并没轻视这些“边缘地带”的力量，反而非常感兴趣，他已经有历史的敏锐感，认识到这些新事物是改变中国的关键，他当zong书记期间的精力最多的一块就是下基层推动这些“边缘力量”的发展，他先后跑遍1800个县，其中五赴苏南，两去深圳。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后来又有了民营经济的突飞猛进，这些今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
再说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的时候，党内高层绝大多数是不支持的。不仅陈永贵这些凡是派反对，李先念、王任重这些主管农业的领导人也反对，国务院也不支持全面“分产到户”，而是提出了“切三刀”的方案，认为只有四分之一的农户适合“大包干”。1980年2月，万里到北京主管农村工作后，颇受孤立，胡耀邦是唯一旗帜鲜明支持“大包干”领导人，万里晚年曾经有言：“我1980年到书记处分管农业，当时相当为难，可以说动辄得咎。多亏耀邦同志全力支持，主动配合……如果没有耀邦同志，那就不好办了。”也正是因为1981年胡耀邦当选为中央主席，万里才能够整顿国家农委，真正把“大包干”推广开来。
胡耀邦还树立了关心关注农业的典范。农业虽然只占国民经济的一小部分，但是事关人口多数的福祉。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来就有牺牲农村，补贴城市的传统，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民的处境越来越艰难。胡耀邦任内一连五个中央“一号文件”都让给农业和农村问题，他离职后，这个传统就中断了。2003年，受胡耀邦思想作风深刻影响的胡锦涛和温家宝执政以后又恢复了这个传统。
再说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破局之作。胡耀邦是“决定”起草小组的组长，是促使”决定“产生的关键人物之一。整个文件起草过程中，一共八易其稿，每一次修改都是胡耀邦亲自指导的，修改完后，胡耀邦又拿到书记处会议上逐字审阅的。
“决定”起草过程中，遇到的阻力非常大。中央相当一些有力量的领导人是坚持捍卫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远比农村改革的障碍多，这也是构成80年代政治激荡的主线之一。1982年的“十二大”政治报告，是由胡乔木负责主持，王忍之、袁木等人执笔的，关于经济体制的主调依然是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本来也是他们执笔的，继续沿用了“十二大”的基调，并没有实质进展。这个时候距离三中全会召开仅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尽管时间已经非常仓促，胡耀邦毅然决定改组起草小组，将倾向于改革的林涧青、郑必坚、林子力等人加入进来，才改变了局面。在稿子起草的最后阶段，胡耀邦坚持加上“商品经济”，才使得“决定”有了真正的创新突破。当然赵的作用也是巨大的，没有二人不辞辛苦地在元老、政治局成员和经济学家等各方面联络沟通，很难在十二届三中全会能做出这么巨大的转变。
关于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历史意义研究经济学和改革史的人都叙述不足，这个决议委实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了数年的极为宝贵的改革窗口期。如果没有胡耀邦等人极力推动，继续抱着等等看看的态度，等到下一个三中全会就是1988年，也就是苏东剧变的前夕，到时候恐怕想改机会也没有了。改革提早四年，使得经济活力和社会生产大大长进，为中国共产党应对80年代末的危机提供了巨大回旋空间。
胡耀邦在80年代改革中的历史地位
胡耀邦到底在80年代改革格局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我认为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的前提，必须先要弄清胡耀邦的政治地位，核心是胡耀邦与邓小平关系的问题。不少人认为，胡耀邦是邓小平的政治代理人，甚至把胡耀邦与邓小平的关系形容为光绪与慈禧的关系，这是一种庸俗化的理解。
80年代是党内民主生活最健康的时期之一，无论是邓小平，还是胡耀邦都是希望建立民主化、制度化的政治权力体系，邓与胡是同志的关系，不是主仆关系，也不是代理人关系。胡耀邦之所以被推选为zong书记，并不是他俯首听命邓小平，而基于：第一，胡耀邦是当年60多岁的年轻力壮领导人中革命资历最老的，他1929年就参加革命，1956年就是最年轻的八届中央委员，本来就是毛泽东等意属的下一代接班人之一；第二，在拨乱反正中表现出的政治勇气和智慧获得了党内上下的一致推崇，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都认为胡耀邦是接替华国锋的最理想人选，不是哪一个领导人权力运作的结果。
胡耀邦素来反对搞封建王朝那一套的人身依附，邓小平也对胡耀邦比较信任和支持，因此在80年代改革中，胡耀邦是比较独立地行使党中央zong书记权力，有比较充分的人事权和决策权推行改革的。在人事任命上邓小平比较尊重胡耀邦的意见，1980年以后，经胡耀邦提议，习仲勋、乔石、胡启立、郝建秀等一大批拥护改革的领导干部进入决策层。
所以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中国政治，并不是邓决策——胡执行的模式，而是胡决策——邓认可的模式。很多重要问题上都是胡耀邦先行一步，做成后邓小平再发表态度。了解80年代的权力机制和邓胡关系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胡耀邦在80年代改革所起到的作用。平心而论，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全方位齐头并进的局面，是邓小平与胡耀邦默契配合的结果，主持一线工作的胡耀邦殚精竭虑，拥有最高政治权威的邓小平支持改革的信念坚定，二人缺一不可。如果密切合作，则改革事业顺利；如果关系受损，则改革事业受损，这是此后的事实证明了的。因此，胡与邓是80年代改革的最重要历史人物，至于争论孰高孰低是没有意义的，他们每个人都有鲜明的个性和政治理念，需要到更长的历史中去检验他们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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